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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法考基础课: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

本文摘要: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或者刑罚加重、减轻的法定事由的犯罪。身份犯包罗: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因而作为组成要件的犯罪,如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必须是司法事情人员,此时的身份称为组成身份。 不真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治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如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一般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机关事情人员,但刑法例定,国家机关事情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而要从重处罚,此时的身份就成了加重刑罚的身份,称为加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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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或者刑罚加重、减轻的法定事由的犯罪。身份犯包罗: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因而作为组成要件的犯罪,如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必须是司法事情人员,此时的身份称为组成身份。

不真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治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如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一般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机关事情人员,但刑法例定,国家机关事情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而要从重处罚,此时的身份就成了加重刑罚的身份,称为加减身份。主要特征1.身份犯是一类犯罪,不是指犯罪人或一般违法行为这是身份犯的形式特征。

对于犯罪,凭据差别的尺度,可以分为差别的种类。其中,以犯罪主体的情况为尺度,可以将犯罪分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11]。这是从犯罪主体的角度出发,说明有一部门犯罪,根据执法划定,其行为主体除具备一般主体的条件即到达刑事责任年事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条件,始为身份犯,否则属于凡人犯。

身份犯的这一特征首先将它同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一般违法行为同犯罪行为有着基础的区别,更谈不上是身份犯了,因而,纵然是有身份的人实施的一般违法行为,也不能称作身份犯。其次,身份犯也差别于犯罪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而犯罪人一般是指其行为冒犯了执法应受刑罚处罚的人[12]。

好比累犯、惯犯、主犯或自首犯等。身份犯与犯罪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身份犯必须由一定的犯罪人实施,故犯罪人是组成身份犯的一个必不行少的条件;但身份犯之犯罪人并非是一般的自然人,其主体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

二者具有交织重合关系。2.身份犯是以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这是身份犯的本质特征,也是身份犯与普通犯罪相区此外标志。它包罗如下两层寄义:其一,身份犯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的犯罪。

换言之,身份犯中之“特定身份”只能是行为人所具有的,而非受害者所具有的。据此,在有些犯罪中,只管其犯罪工具也具有一定的身份,如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工具必须是“妇女、儿童”,攻击抨击证人罪的工具只能是“证人”,但这些身份并非行为人所具有,因而它们都不属于身份犯。

其二,身份犯是以特定身份作为犯罪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所谓身份作为犯罪的组成要件,是指没有这种身份,便不组成犯罪,至少不建立身份犯。

如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事情人员或受委托治理、谋划国有产业的人员,不具备此身份的人自无单独建立此罪的可能,但可以建立普通犯罪,如偷窃罪、诈骗罪等。所谓身份作为量刑情节,是指不以特定身份作为犯罪组成要件,但有此身份却影响到刑罚的轻重。例如,我国《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要求以特定身份为要件,任何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实施该罪,可是如果主体具备国家机关事情人员身份的,依照该条第2款的划定应从重处罚。换言之,国家机关事情人员身份虽不是诬告陷害罪的组成要件,但这种特殊身份却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凭据,因而由他们实施的诬告陷害罪就属于身份犯。

由上可见,身份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行为人的特定身份能够影响治罪或量刑,如果某一身份对治罪量刑没有任何影响,纵然刑法对其做出划定,也不属于身份犯。如我国现行《刑法》第438条第2款划定:“偷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依照本法第127条的划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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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于武士实施上述行为的,不依偷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论处,而组成第127条之偷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是该款并来划定对武士应从重或从轻处罚,即武士这一特定身份并未影响治罪或量刑,因而该款不属于身份犯。理论上需要探讨的是身份犯是否包罗单元犯罪在内,即此处的“人”是否也包罗法人在内?我们对此持否认态度。首先,身份就其本意来讲,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职位,包罗人的身世、资格某人身状况等。

这种小我私家要素固然只能属于自然人所有,单元不行能具有这种身份。因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均将身份犯限于自然人犯罪。其次,犯罪主体的特殊身分必须对治罪量刑有影响,而从各国刑法的划定来看,对单元犯罪接纳的处罚方法主要有代罚制、法人责任或双罚制,在详细对单元处罚时只笼统划定:“单元犯罪的,对单元判处罚金。

”[13]而没有刑罚加减之划定。也就是说,单元犯罪不切合身份犯的特征,因而不能归入身份犯的领域。

3.身份犯是由刑法例定的,不是由判例和刑法理论所认可的这是身份犯的执法特征。也就是说,哪些犯罪必须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哪些犯罪因行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使刑罚加重、减轻或者免去,完全取决于刑法的划定,否则不能称其为身份犯。例如,在我国《刑法》划定巨额产业泉源不明罪之前,国家事情人员的产业或支出纵然凌驾其正当收入且差额庞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真实泉源的,也不属身份犯。

在刑法例定以后,该行为就属于身份犯。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要求和体现。

至于如何明白身份犯的“法定性”这一特征,我们认为,除刑法条文明确划定外,还应包罗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中有关身份之划定。这是因为,在我国,执法解释对治罪量刑往往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就其效力而言,属于法定解释,是对刑法条文寄义的进一步明确,以指导司法适用,因而它们同被解释的刑法条文具有同等的执法效力,其中涉及到的有关主体特定身份对治罪量刑有影响的划定固然应视为身份犯。概而言之,身份犯之法定性分为两种情况:对于以主体特定身份作为组成要件的犯罪,只能由刑法明文划定;对于以主体特定身份作为量刑情节的犯罪既可以由刑法明文划定,也可以由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加以明确。至于学明白释以及从司法实践中归纳综合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例如犯罪分子因具有向导干部身份或者具有执法人员身份而应从重处罚的,则不能视为身份犯的领域,否则会使身份犯的规模无限扩大,以致于失去对身份犯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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